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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鹏:特朗普能从中美关系史学到什么?

中信奇点课堂 2018-05-19 07:18:04




访谈嘉宾

袁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著有《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中美亚太共处之道:中国·美国与第三方》等。今年11月,推出新著《四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美国与世界新秩序》。 


本报记者 邓媛 发自北京 


“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世界变化的节奏之快,往往令长期专注于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们也始料未及。今年以来,前有英国“脱欧”,后有毫无政治经验的美国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正式当选美国总统,尤其是后者的上台,被认为将会令既有的国际关系体系掀起波澜。这位美国新总统,到底会成为一名颠覆者还是继承者、一位改革派还是改良派?美国进入“特朗普时代”的起点时,中美关系也随之将掀开新的篇章。


自1979年中美邦交正常化以来,中美关系的车轮在波折起伏中滚滚向前。“中美关系走到今天,秩序之争越来越成为凌驾一切之上的核心问题。这恐怕是中美关系过去三四十年来最深刻的变化。”11月22日,著名国际关系研究专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袁鹏接受《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那么,过去三四十年走过的路能带给美国新领导人怎样的经验之谈?中美关系迄今为止的发展又是否仍有规律可循?


“在中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关头,特朗普来了”


《国际先驱导报》: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际,您推出最新著作,谈世界变局、世界新秩序,这是巧合吗?


袁鹏:这本书原本准备去年出来的,结果因为种种原因拖到现在,但大的框架和想法未变。我所说的“四百年未有之变局”是就世界秩序的重构而言。回溯过去,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一战”后华盛顿-凡尔赛体系以至“二战”后雅尔塔体系,再到冷战后漫长的过渡式“后后冷战时代”,我们今天正面临第四次历史性变迁,我们正见证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重构。前三次历史性巨变都同世界性热战或冷战直接相关,因此体系之坍塌或构建都是疾风骤雨、大开大合式的,基本是推倒重来、另起炉灶。我们正身处其中的这新一轮秩序之变,则既与一系列局部性战争(如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地区性冲突(如朝核危机、伊核危机、乌克兰危机、东海南海摩擦)相关,也同国际力量格局的自然变动攸关——所谓新兴力量群体性崛起、西方世界整体性低迷、非国家行为体呼风唤雨、全球性问题集中爆发等,从不同侧面冲击西方主导的既有国际体系。而更为根本的,是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威胁多元化、文化多样化等“五化”前所未有地同时并存于世界,它们相互激荡、互为因果、连锁反应、推波助澜。


谁将是世界新秩序的引领者或缔造者?恐怕任何一家都难堪此任,惟有国际社会通力合作,前提则是需要摈弃经营自家“一亩三分地”的立即倾向,而有共同塑造“地球村”这个共同家园的胸襟,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习近平主席反复提“合作共赢”、“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等理念,是中国在秩序大变动的关键时期提出的中国倡议。体现了崛起中国应有的担当。


就中美的国际地位而言,以前两国是“一超”与“多强”(之一)的关系,现在变成“老大”与“老二”的关系;以前美国是“世界警察”,现在重心要回归亚太;以前中国专注经济发展,现在则要构建大国外交,战略扩展、主动经营的意识增强,中美双方在亚太地区全方位的迎头相向,这是过去百年以来的新变局。再加上国内民意对政策的影响,第三方因素对中美关系的绑架,以及网络、太空、极地、气候等新议题的涌现,这些都决定了中美关系必须有新的框架和思维去指导,需要有新思维、新框架、新政策、新办法,否则不经意之间容易失控。特朗普的上台,正好就在中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关头。


对华战略如何变,都绕不开“最复杂的双边关系”


Q:一些外媒认为,特朗普可能会把美国对华既有战略推倒重来?


A:美国对华既有战略有其内在规律和特点,不致全面被推翻,因为美中关系和其他关系非常不同,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二者既有包括地缘政治、意识形态、文明冲突等在内的一系列矛盾,也有经贸、区域安全、全球治理等一系列深刻的合作,由此形成了深度相互依赖,所以是十分复杂的一对双边关系。要想全面颠覆不大可能。另外,经过这些年的交往,美国对中国的认识越来越成熟,自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也形成了一些基本规律。不过,为什么外界对特朗普比较担心?这也不是空穴来风。


第一,中美关系到了一个发展的新阶段。过去一些指导中美关系的基本框架,似乎现在指引不了了。诸如三个《联合公报》和三个《联合声明》等六个政治文件,共同规范了中美关系成功运行三四十年,但现在单靠这些已难以维系。原因就是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战略态势的变化、战略环境的变化、战略基础的变化等四大变化同时发生,因此需要指导中美关系的既有框架与时俱进,顺势调整。否则中美关系总会让人感到不适。中方因此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但是美方却将这个思想庸俗化、狭隘化,没有深入思考和应对,而自身又提不出符合时代发展的新框架。特朗普上台之后,很多人因此就会关注,下届美国政府会不会有什么新思维、新框架?尤其是,会不会出现某种颠覆性的战略转向?这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第二,特朗普和他的团队人们多不熟悉。尽管特朗普说他到过中国多次也了解中国和中国人,但做生意和治国理政毕竟大不同,而他的团队尤其是涉华团队是什么样的,现在还不得而知,需要观察。基辛格评价特朗普说,特朗普是他这辈子看到过的最独特的美国领导人。并且给他建议要任命一个不仅懂中国时政而且还要懂中国历史文化的人来处理中国事务,这是明智的建议。否则,由于彼此都不熟悉,而且不能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中美关系,就容易因磨合不好出问题。


第三,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确实发表了一些不利于中国的言论。我想这些担心不确定性各国都有,是完全正常的反应。


Q:特朗普日前表示上任百日内就会退出TPP。您觉得这对中国而言到底是利是弊?


A:特朗普已经正式表态要退出TPP,为什么他说得这么决绝?因为废除TPP对他而言,代价最小,且最容易显示上台的成果,又兑现了选举诺言。其他很多事情难度太大,无法一时兑现。


对中国来说,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美国通过TPP试图构筑的对华封闭的经贸圈部分破产了,安倍就说,“没有美国参加,TPP没有什么意义”。TPP毕竟是排斥中国的、美国试图主导的新的亚太区域经贸规则,对中国充满不公或敌意;但另一方面,退出TPP不能孤立地看,背后反映了特朗普的“经济观”和“世界观”,即强调“美国优先”,倡导贸易保护主义,它显示得其实是特朗普对多边主义、自由贸易的总体排斥态度。这样一来,实际上对中美经贸关系比如BIT谈判,对中美之间互利共赢的经贸关系,也会带来某种不确定性。


在刚刚落幕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秘鲁会议上,与会国共同谈到了经济全球化遇到波折,同时要共同推进建设亚太自由贸易区的步伐,美国对多边经贸合作的排斥态度,实际上对亚太国家共同构筑一个更具包容力、有最大公约数、更得到大家广泛认同的亚太自贸区建设,带来一个新的机遇。


提前布局有助于中美克服“过渡期”摩擦


Q:历史地看,美国对华战略有哪些变与不变?中美关系的演进有没有基本规律?


A:美国对华战略“不变”的是接触与遏制两手并举,竞争与合作两面同在,“变化”的则是每个阶段的侧重点不尽一致。从上世80年代以来,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的微妙变化,现在则正进入第四个阶段。


一是“接触加遏制”阶段,接触为主,遏制为辅,从中美建交大体到2005年。


二是“融合加牵制”阶段,从2005年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利益攸关方”大体到奥巴马上台后的2010年。


三是“竞争加打压”阶段,从2010年到奥巴马任期结束。


接下来特朗普会发明什么概念或以什么样的政策来应对中国?这是我们思考中美关系发展走向的一个起点。历史地看,美国对华战略的每一步演进,基本上首先基于中国自身实力的变化;其次是基于中国战略包括中国意图、中国政治方向等的变化;再次则是基于美国自身国力与国际环境的变化。


从特朗普上台的背景来说,一方面,中美实力对比拉近的趋势还在发展,尤其是中国国际影响力在明显提升;另一方面,美国战略界也认定中国的政治方向、战略意图越来越把不准、控不住。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有一种焦虑感和紧迫感,对华用强的声音明显抬高。问题是美国自身现在众多问题待解,国际格局演变也对美国地位不利,所以特朗普必须考虑这个基本事实,以更加务实、理性、包容甚至创造性的思维去制定未来的对华战略。从中国实力和意图层面来看,美国对中国强硬的一面在明显抬头,但是从美国自身能力和国际格局变化来看,它又无法全方位做到遏制中国。今后,必须也只能继续在二者之间寻找某种平衡。


Q:中美邦交正常化以来,中国经历了美国六任总统,几乎每一任总统任期内,中美关系都会经历一些争端起伏,尤其在新总统初上位时。特朗普上台后,您是否认为中美之间的摩擦也难以避免?


A:我认为是可以避免一些争端和摩擦的。因为大家很早已经意识到,特朗普是一个政治“新人”,也是一个商人,有不确定的因素,就会更在意他的一举一动,他的言行,以及他对团队的任命。也就是说,中国做足了心理准备来迎接可能的变化,这就可能今后少走些弯路,这是一个好事情。


此外,中国对美外交这些年也越来越成熟,开始主动和美国打交道而不是等待,所以中国领导人第一时间向特朗普发去贺电,又进行了通话。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就中美关系未来发展进行了初步沟通,达成了包括相互尊重在内的重要共识,这就为下阶段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利马APEC会议期间,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还对中美关系过去的发展进行了全面总结。凡此表明,中美整体关系在美国政治过渡阶段是有条不紊的。特朗普接下来面对的工作千头万绪,面对的难题错综复杂,他也有稳定美中关系的意愿。对内,包括弥合两党分歧、国会分歧、国家裂痕等,这些事务将占据他很多精力和资源。对外还有美拉关系、盟国关系、美俄关系、反恐等。中美关系在他的“百日新政”中,只是众多问题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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