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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选中的共识破灭

中国经济报告 2018-02-21 14:32:41

【2016年总统大选所凸显的美国错综复杂的国内矛盾,会因当选者的不同而出现焦点差异,但二者都无力从根本上改变或解决这些矛盾】

□魏南枝

20世纪以来,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是民粹主义者距离总统位置最近的一次。本次总统大选呈现出多重矛盾并存的特点:政治重心与经济问题相脱节、阶层(阶级)矛盾与种族矛盾相交织、经济全球化(普世价值/精英主义)与保护主义(美国主义/民粹主义)相对立、公民认同与文化认同相冲突。上述多重矛盾产生了美国大众民主与精英政治之间的结构性冲突,也促使美国的两党政治处于深刻的力量分化与重组进程中。

四重矛盾

   

本次美国总统大选所凸显的多重矛盾是市场自由主义霸权的产物,今天,基于市场自由主义的政治共识和主流世界观正在坍塌,美国的文化认同也陷入危机。


第一,政治重心与经济问题相脱节。20世纪以来,“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基本模式认为,民主党提倡增加政府支出、加强社会安全网建设;共和党则旨在限制政府权力、提倡自由放任主义政策。两党不同的政策主张能够达成妥协的前提在于有充沛的资源、特别是财政预算,足以支撑政党轮替背后对不同利益诉求进行轮流但并非等量的满足。但是,这一前提随着美国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问题的日益恶化而不复存在。资源的稀缺性导致两党越来越倾向使用否决权来维护自己所代表的利益诉求,可这种方式既不能解决资源稀缺问题,又使美国政治陷入否决政治的桎梏。资源的稀缺性还导致美国政治对资本需求的回应性远高于对公众压力的回应性,这种回应性差异是近年来美国民粹主义泛滥的重要诱因。


与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奥巴马以“改变”为口号吸引大量支持不同,目前美国趋向增长型复苏的机会渺茫,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两位候选人的经济政策并无根本差异,主要内容依旧是近几十年来美国总统竞选议题之最——税收政策问题。二者最大区别在于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比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更支持自由贸易,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对20世纪以来美国两党经济政策分野的颠覆。


这种颠覆说明:一方面,美国政府利用其所能采用的经济政策手段已经无力根本性改变经济增速放缓,甚至持续衰退的现状,在没有类似1990年互联网经济的革命性经济增长点带动新一轮经济繁荣之前,美国经济难以走出其结构性困境;另一方面,“经济政策不再是影响美国政治的关键性因素”的提法表明,美国的两党政治只能在资本利益许可的范畴内进行经济政策调整,事实上的“政治失能”必然导致政治重心与经济问题相脱节,这种脱节也必然加剧美国的社会矛盾,进而挑战美国政治治理的有效性。


第二,阶层矛盾与种族矛盾相交织。美国主流媒体认为,由于希拉里对移民和难民问题持开放态度,所以以黑人、拉美裔、亚裔和阿拉伯裔等为代表的少数族裔是其稳定票源;由于特朗普对移民和难民问题持保守态度,所以以白人中产阶级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是其主要票源。但是,这种简单的族群划分难以解释特朗普支持者所具有的多族群性和二者民意调查表现所具有的波动性。


自里根主义(市场自由主义)以来,由于政治机制对资本力量的规制能力趋于萎缩,美国社会阶层的两极分化,特别是不同族群之间、各族群内部的贫富悬殊情况都在日益加剧:财富越来越向财富顶层的前3%的人群集中,其他人群整体呈现财富缩水的态势;劳资关系失衡加剧,劳工薪资和实际家庭收入中位值多年来停滞不变;各族群之间和族群内部获得教育、健康和居住等基本资源的机会不平等性在扩大;不同族群之间工作机会的数量和质量差异明显,在相同教育背景和资历的情况下、不同族群的劳工薪资差距持续扩大;广义上的种族隔离并没有消失,因种族问题导致的集中贫困问题在不断恶化,但却被主流媒体选择性忽视,政治不正确的种族歧视掩盖了事实上的歧视和社会分化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其结果是2007年爆发的经济大衰退加剧了美国的资源稀缺性和分配不公正性,仅依靠“政治正确性”共识已经不足以阻止美国种族冲突再度恶化,这种恶化本质上是阶层矛盾与种族矛盾交替而生的产物。


上述两种矛盾的交织性导致相当比例的少数族裔、特别是中产阶级少数族裔群体“选择性”地忽视特朗普的种族歧视言论,转而更重视特朗普所宣称的“被这个国家遗忘的人们,努力工作但没有机会发声的人们——我就是你们的声音”等凸显阶层问题的主张。对这些来自少数族裔的特朗普支持者们来说,针对此次总统选举,他们所持的阶层身份认同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了自己的族裔身份认同,因而,简单化地用族群标签来划定两位总统候选人的票仓来源,已经不足以体现阶层与种族这两种身份认同之间的张力或竞合。


第三,经济全球化与保护主义相对立。这种对立与难民、移民和社会治安等问题相混杂。尽管绝大部分主流媒体一边倒地支持希拉里,包括一些共和党高层人物在内的美国大多数精英明确表示不支持特朗普,但是,不能泛化地用“建制精英希拉里vs民粹主义特朗普”的标签来描述此次美国总统大选。


美国经济结构因经济全球化而转型,赋予资本和精英极大自由,也允许其他国家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等进入美国就业市场和享受良好收入;但这种转型严重冲击了美国本土中低阶层的就业,也使美国各行业呈现受益或受损的不同情况,导致美国内部经济和社会结构严重失衡。美国政府并未及时培训中下阶层使其适应产业升级、反而任由其被就业市场所抛弃。20世纪80年代开始,黑人中下阶层逐步被排除在就业市场之外,21世纪以来,白人工人阶级也被逐步排除在外。


由于华尔街(资本权力)和华盛顿(政治权力)的利益捆绑日益紧密,移民的涌入既符合资本利益的需求,也有利于民主党扩大其政治基本盘,因此,奥巴马放宽移民政策、允许大量拉美裔和穆斯林裔人口合法进入美国。此外,移民对美国就业市场的冲击、美国本土社会治安问题日益恶化、恐怖主义威胁骤然增加、欧洲难民危机的“前车之鉴”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经济全球化与保护主义的对立、普世价值与经济民族主义的对立、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对立。


上述三种对立并非简单的两个阵营的对立,而是美国人基于自己的阶层、族裔、宗教、性别等因素,在不同对立中有着迥然不同的立场,构成极其复杂的图景,这体现了当下迫切而无法实现的各种诉求、以及诉求得不到满足的民众与当权者之间的分裂。面对这种分裂,尽管目标群体各不相同,希拉里、特朗普(被视为右翼民粹的代表)和桑德斯(被视为左翼民粹的代表)都从不同角度将自己政见的正当性来源付诸“人民”。特别是看到美国“千禧一代”对桑德斯主张的巨大认同,希拉里和特朗普都在适度调整自己的战略和主张以吸引桑德斯的支持者;两者的区别在于,特朗普将自身视作人民反抗精英的代言人(但并不自称为民粹主义者),而希拉里则小心翼翼地对精英特殊利益群体提出批评。


第四,公民认同与文化认同相冲突。两位候选人都宣称自己代表美国人民,尤其是特朗普宣扬自己是真正美国人的代表,他有关非法移民、墨西哥人和穆斯林的刺耳的本土主义观点还能够大行其道。我们不禁对此产生疑问——谁是真正的美国人?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里,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认同还是形成对美利坚民族文化认同的决定性因素吗?那么,美利坚民族的文化认同究竟是什么?


美国实际上是一个由欧洲移民和黑人奴隶共同建立的国家,自建国开始就充满了政治的复杂性,否则就不会有南北战争。美国的政党政治史曾经被解读为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关系史。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裔、穆斯林人口等的大量涌入,导致美国的族群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传统的美国白人在人口数量上已经失去了主体族群的优势地位。与族群结构变化相应的是,福音派不再是美国的主导性宗教力量,多种宗教力量以及宗教力量背后的族群文化综合地影响着美国的文化认同,给了各种新思维以空间。例如,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等。但这也导致不同宗教信仰之间因为针对这些新思维和新变化的态度不一,而产生更深刻的冲突。例如,茶党力量的兴起就是传统白人力量的反击。


美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如此革命性的族群结构变化,必然产生族群(种族)认同之间的冲突,也必然产生美国内部的文化冲突,这些变化与冲突都给美国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带来了危机;反之,文化冲突又会与美国人的公民认同之间发生冲突,还会被美国的政党政治所利用,构成未来美国政治不得不转型的社会与文化基础。

此外,信息革命所带来的社交媒体的兴起,将过去碎片化的草根阶层联合起来,改变了曾经的信息不通畅和不对称状况。这不仅对美国主流媒体所捍卫的“政治正确”主导舆论形成了有力挑战,还强化了各族群内部的身份认同,导致美国只能以多元化来进行应对。而这种多元化背后是美国曾经的主流文化地位的衰落。

 

基本走势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上述四重基本矛盾,决定了对其基本走势的判断不能简单地延续以前的族群分野、红蓝板块、社会阶层等分析方法,而是要在综合考量美国的贫富悬殊、社会分裂、族群结构、政治极化等多重因素的基础上,对各种“不确定性”进行判断。也正因为这些“不确定性”的存在,本次总统大选最终决定谁能入主白宫的杠杆因素,不是有多少人希望你当总统,而是有多少人不希望你当总统。


“不喜欢谁”的人数多寡背后还有一个隐藏的问题,就是投票率的阶层与族裔差异。因为长期以来美国中低社会阶层和黑人、拉美裔和亚裔等族群投票率偏低,如果这些群体此次被成功动员起来积极投票,那么,他们就将成为决定此次大选的关键性因素。


此次大选的上述四个基本特点,也是促使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进行深度调整的原因。美国总统选举体系采用选举人团制度和“赢者通吃”方式,总体而言,此次大选结果所体现的“红/蓝”基本版图不会发生革命性变化。但是,相对稳定的“红/蓝”版图背后是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大规模分化与重新组合,这导致20世纪以来团结这个国家及两大政党领导层的有关“政治正确性”的基本政治共识正在走向分裂。


共识的破灭并不意味着美国民众对美国民主政治制度本身的根本性否定,美国的资本逻辑、对“机会平等”而非“结果平等”的诉求等仍然是精英与大众、不同族群之间对话的桥梁。美国的国家体制采用相对稳定的联邦制和“三权分立”宪政体制,可以与因选举而发生波动的政府政策之间形成对冲,有利于防止民粹主义走向失控。


2016年总统大选的结果也不意味着美国新的共识的形成。本次大选凸显了美国错综复杂的国内矛盾。因为当选者的不同,其矛盾焦点会有所差异,但二者都无力从根本上改变或解决这些矛盾。大选之后,最有可能性和必要性出现的是两大政党各自进行深刻的内部调整,既要避免各自政党的内部分裂继续恶化,又要通过重组与协调,促使两党之间再度达成政治妥协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