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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平 | 特朗普对华外交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传播的观念 2018-06-12 12:31:33

本文为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刘建平教授为《南方周末》2017年“新年特刊”撰写的短评文章,发表时略有删节和标题变动。作者认为,从历史逻辑和问题结构的原理可以预期,特朗普对华外交的不确定性,意味着贸易机会主义的“一个中国”政策所调动的台独政治亢奋终将使中国的发展主义、开放主义“压舱石”不堪重负。中国要解决的一个“短板”是知识生产缺位,因为知识生产是建构国际传播主体性和外交信息战能力的前提,舍此难以应对网络媒体技术条件下的新外交挑战。




2016年岁末,正当中国外交作出“攻坚开拓”、“华丽转身”总结的时候,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似乎存心要泼冷水,以其得意的“信息集束炸弹”搞“推特袭击”,突然把对华外交心理战推到了“两个中国”的悬崖━━他与台湾领导人蔡英文通电话,并把“一个中国”政策看作向中国“交易”的砝码。这一做法激起舆论强烈反应,所谓特朗普对华外交的“不确定性”犹如恐怖的“红警雾霾”,吞噬了中美关系的未来能见度。


阻碍视线的,既有从“大国崛起”推导军事对抗必然性的悲观论阴影,也有从“相互依赖”推导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稳定性的乐观论泡沫。但它们都是概念逻辑诱导的想象。借助历史实证和问题结构分析的知识路线图,可以较为清晰地洞察特朗普对华外交的动向。 




“一个中国”政策的机会主义延续


特朗普与蔡英文通话并使用网络媒体向世界招摇“台湾总统”的祝贺之后,中国外交部的表态非常克制,将其定调为台湾方面的“一个小动作”,不会改变美国政府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但是,特朗普并没有因为中方的克制而收手,相反,却通过正式的电视采访反问:除非在贸易等其他事务上与中国达成“交易”,否则我们为什么要受“一个中国”政策的束缚?对此,中国外交部强调主权尊严,申明“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发展、重要领域合作的政治基础,暗示了某种反制的可能性。随后,作为辈分最高的美国“一个中国”政策总设计师的基辛格,既与特朗普有密商面授之谊,又以“老朋友”身份实地观察了“电话外交”冲击波的中国反应之后,在12月14日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相信两国将继续合作,1971年以来,历届美国政府都遵守“一个中国”原则,总统上任后在检视国家利益时都会得出“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繁荣”的结论。


这意味着,特朗普的对华外交是确定要延续“一个中国”政策传统。但既然有意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之既定方针办,并且提名另一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担任驻华大使,为什么还拿“台湾总统”当引子抛出“一中交易论”呢?


其实,从基辛格访华的1971年(当时的美国与台湾蒋政权依然维持着正式外交关系)开始,美国就一直摸索“一个中国”政治修辞的石头,过“两个中国”外交之河。基辛格的秘密交涉虽然创造了对“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立场“不提出异议”的“一个中国”政策定律,却坚持要把在台湾设联络处作为正式承认中国的条件,被邓小平拒绝,从而导致建交推迟。美国尝试接触大陆,是为了阻止中苏同盟复活进而取得借助中国牵制苏联的全球战略主导地位,但同时又极力维持战后东亚的冷战分裂地缘政治现状。所以,在1979年中美建交谈判时,美国即使放弃联络处愿望而承诺了与台湾关系的“非官方”性质,也还是坚持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根据美国外交官的回忆录,有中国官员承认“咽下这颗苦果”是出于应对苏联威胁之“战略上的原因”。


1990年代以后,苏联威胁消失,但美台军售已然是规模化贸易。随着台湾民主化带来台独党的合法化、执政党化,军售贸易与台独政治相互激发造成的“两国论”危机,又被美国利用来与中国交涉“贸易等其他事务”,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原理就从战略机会主义转型为贸易机会主义。总之,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从来没有教条主义信奉或制度主义诚实的基因,而是对华外交的砝码;所以,只要还可以通吃“海峡两边”的市场,特朗普就不会改变“一个中国”政策。唯其公然喊价叫卖有伤大雅,但并非由于商人不习惯使用“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的精英语言;原因只是在于他是第一个“推特总统”,擅长投放爆炸性夸张的网络修辞来吸引眼球,谋取特定政治利益。


特朗普作为“两个中国”对等化的推手


既然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转向了贸易机会主义,并且特朗普已经把“数十亿美元”的军售市场规模作为与“台湾总统”互动的条件,其对华外交的不确定性也显而易见:随着台湾加大有组织采购而与中美贸易竞争,特朗普可能把“非正式接触”性质的美台关系“正式化”。这意味着,贸易结构变动中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或许会调动特朗普成为“两个中国”对等化的国际政治推手,从而为“两国论”解围。


我们更应该认识到,随着台湾政党轮替的常态化和台独党执政的既成事实化,基辛格之所谓“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的态势正在发生改变,传统冷战时期的美国对华外交前提已不存在。这意味着“一个中国”政策的“基辛格定律”失效,美国的对华外交早已进入“后基辛格时代”。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1990年代以后的“台湾问题”总是周期性发作,以及为什么美国对台军售敢于公然违背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报”,官方的承诺也“逐步减少”,甚至有扩大化趋势,就连奥巴马总统在卸任前也要签署要求国防部推动美台高级军事交流内容的《201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特朗普以“电话外交”为“台湾总统”做广告,敲响了“后基辛格时代”中美关系象征秩序动摇、危机表面化的警钟。所以,即使基辛格不辞耄耋劳苦为中美关系奔走,中国也不能不保留对其局限性的认识,而独立自主地思考如何应对新时代中美关系的挑战。


独立自主思考的前提在于独立自主的知识生产。回顾近20年来的中美关系史和“台湾问题”史,中国学术界竟然对于“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的“基辛格定律”失效之事实视而不见,导致对于中美关系进入台独政治既成事实化新常态的“后基辛格时代”无所自觉。从历史事实可以确认,两岸关系的要害在于内战和解政治议程进度之有无,中美关系的要害在于战略和平对话可持续与否。从历史逻辑和问题结构的原理可以预期,特朗普对华外交的不确定性,意味着贸易机会主义的“一个中国”政策所调动的台独政治亢奋终将使中国的发展主义、开放主义“压舱石”不堪重负。中国要解决的一个“短板”是知识生产缺位,知识生产是建构国际传播主体性和外交信息战能力的前提,舍此就难以应对网络媒体技术条件下的新外交挑战。 


传播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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