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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的外交遗产:中东泥潭

世界说 2018-03-12 10:15:09

世 界 说

李 二

发自 美国 华盛顿


奥巴马的确是一位“神奇”的人物。其神奇不止表现为作为政治“新人”(这一纪录目前已被川普打破),构建了极为广泛的选举胜利联盟,还在于他在内政外交上大胆推进的各种影响深远的变革。其自身的领袖魅力甚至使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在他还没有任何实质成就的情况下,为了“鼓励他”为世界和平、削减核武器作出贡献,将2009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他。奥巴马在获奖致辞中提到,为了维护和平,有时使用武力是必要的。对于一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这一表态实属不寻常,也体现出很大勇气。


现在要全面反思总结奥巴马的外交战略遗产仍然为时过早,但是其战略的部分后果已经充分显现,他怀着为历史留下遗产(legacy)的宏大愿景就职,却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徘徊不定,给朋友和敌人带来了混合的祝福——如果“朋友”和“敌人”仍然是他们原本意思的话。


奥巴马在2009年接受诺贝尔和平奖


从理想主义到现实晦暗的转变


奥巴马的外交战略宏图可以粗略地按照以下标签按图索骥:军控和防止核扩散,亚太再平衡,与俄罗斯“重启”(reset),以及从中东地区收缩美国存在。这些意图和行动互相配合、影响,却又引发了许多意料之外的结果,让奥巴马政府疲于应对。与此同时,他也并不是在一个真空中施展其外交抱负,美国的历史传统、前任留下的政策惯性、以及变化的国际形势,都为奥巴马施加了有时难以克服的限制,也削弱了他无论所理应承担的指责与赞扬。


奥巴马在其第一任期体现着一位宪法学者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之信念的美好设想。无论是在开罗的演说旨在缓和穆斯林与西方世界的互相猜忌,2011年从伊拉克撤军,还是试图关闭关塔那摩的监狱,亦或是与俄罗斯共同签订了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都展现出一位锐意进取的改革者形象。然而在高歌进取的一片光明前景之外,一些黑暗之流也在水面下涌动,最终成为笼罩在奥巴马第二任期的阴霾。


当头一棒就是2010年中东风起云涌的“阿拉伯之春”。除了突尼斯相对和平的完成了政权变动,并且维持了破碎但仍然幸存的民主政权,利比亚、叙利亚、也门、埃及都从和平示威迅速发展为严重的冲突。奥巴马在阿拉伯之春中面临的难题是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考量与自由国际主义的道德要求之冲突的经典体现:首先,埃及是美国在中东重要的盟友,是黎凡特和马格里布地区维系稳定的重要力量;其次,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上校(自认为)通过放弃核武器换来了美国对其安全的不成文保证,达成与美国的和解。 从国际政治的现实角度,美国被认为有义务维持这一默契。


阿拉伯之春期间庆祝的突尼斯民众


但是,美国在面对风起云涌的埃及和平民主示威与卡扎菲对起义军近乎种族灭绝的战斗时,选择了敦促穆巴拉克下台以及参与领导国际联盟推翻卡扎菲的活动。美国作为民主理想最大的国际宣传家,不可能公开违背自己宣称的价值观。这些选择及其后果带有浓厚的美国色彩:首先,被动应对局势发展多于主动策划阴谋,其次,美国政府在言辞和立场上支持美好的理想,但并没有做好为这些理想持续投入资源的准备。


例如,由于西方与阿拉伯盟国对利比亚的干预止于推翻卡扎菲,反抗军的不同派系之间迅速谈崩,形成了两个松散的联盟,开始一场内战,而这场内战又为伊斯兰国(IS)在利比亚的扩张提供了土壤和机会。埃及在穆巴拉克下台后,短暂的民主实践中,前政府派和毫无组织根基的“世俗主义自由派”,败给了具有丰富乡村基础与教民基础的穆斯林兄弟会。新总统穆尔西并没有向突尼斯的同侪一样选择合作与忍耐,反而试图激进地推翻军队与“世俗”势力,建立伊斯兰主义的威权体制,引起“世俗派”的大规模抗议,并最终在军队的政变中黯然下台。


新执政的塞西政权相比较穆巴拉克更加威权、专横,以反对穆兄会和伊斯兰国为理由毫不犹豫的镇压任何不满的迹象。然而此时奥巴马的美国却不但默认了政变,也仍然对塞西的军政府给予实际的军事与经济援助:在黎凡特一片混乱的当下,美国实在无法再承受更多的风险。埃及的两次政权变更,某种程度上象征着奥巴马外交从更加理想主义、光明的看待世界,转向更为现实主义、晦暗的过程。但这同时也是美国的外交在价值和利益、原则与从权之间永远找不到的平衡。


伊拉克撤军的灾难


在伊拉克撤军这一问题上,同样可以看到奥巴马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从伊拉克撤军有着双重意味:首先,“大衰退”之后美国疲于应对国内的经济形势,资源捉襟见肘,战略收缩不可避免,民众对于无休止的海外干涉行动已经毫无兴致;其次,从伊拉克撤军既是完成奥巴马的竞选承诺,也是结束美军对一个穆斯林国家的“占领”状态,具有道义上的合理合法性;最后,2007年后布什任用彼得雷乌斯将军,大幅增加军力,并配合“逊尼派觉醒”(the surge),伊拉克的形势已经从崩溃边缘转为大致稳定,撤军似乎有了现实保证。然而撤军这一决定却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为伊斯兰国和阿拉伯之春后的混乱开启了潘多拉盒子。


△ 美军从伊拉克撤出


美军在伊拉克的“象征性”存在本来可以有实现重战略意义。首先,维持美国利益和影响力在两河流域的存在;其次,作为仲裁者和监督人整合伊拉克各派系;最后,震慑伊朗对伊拉克什叶派的渗透。撤军使得这三个战略利益全面丧失。伊拉克前总理马利基与伊朗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积极在国内利用伊朗的宗教、军事、经济、政治影响力推行什叶派主体对库尔德人、尤其是逊尼派少数的压迫。他在政府权力部门安插自己的亲信,瓦解了“觉醒”运动中锻炼出来的伊拉克国军中的逊尼派成分,把军队变成了腐败窝与民族迫害的工具,以反恐为名对逊尼派实施警察国家的政策。于是部分逊尼派民众选择与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AQI)以及前萨达姆政权的复兴党残余分子合作,在伊拉克北部掀起了叛乱。这些叛乱组织中就有如今天下闻名的伊斯兰国(IS)的前身,但是IS的雄起,仍然要等到叙利亚内战爆发,为其提供千载难逢的机会。


叙利亚的覆灭与中东的未来


叙利亚的抗议在开始并没有显示出和突尼斯、埃及、利比亚有任何不同。叙利亚也许可能会是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但是他成为了叙利亚,一个比以上三种可能性都更糟的、仍然持续中的灾难。叙利亚的和平示威在巴萨尔·阿萨德总统转为暴力镇压后发展为内战。反叛者们一开始以军队成员和世俗中产为主,他们拿起武器,部分是受到利比亚的激励:既然美国会在危急时刻帮助起义者,为什么这样的例子在叙利亚就不会重演?他们失算了。


一名库尔德人狙击手站在叙利亚城市的废墟上


奥巴马在叙利亚问题上采取了最有争议、引来最多批评的行动。首先,他没能像在利比亚那样,争取来俄罗斯、阿拉伯国家、中国、欧洲盟国广泛的默许与支持,从而无法通过联合国等组织为军事干涉构建合法性;其次,奥巴马内阁本来认为阿萨德在起义爆发4-6个月内会自行垮台,美国无需干涉,但是在2014年的访谈中,奥巴马又认为这些由前“医生、工程师……”组成的反抗军无法和政府军对抗,美国的援助不会有什么不同。奥巴马自2010年开始不断要求“阿萨德必须下台”,但是却并不承诺美国的武力干涉;2013年,在明确划出“红线”,指出一旦阿萨德使用化学武器,美国即将干涉的情况下,却自食其言,叫停了五角大楼、国务院、欧洲盟国的打击计划,转而与普京合作。


国务卿克里与希拉里克林顿都对奥巴马对“越过”红线的阿萨德近乎无所作为的表现深感震惊,认为这一决定极大损害了美国的“可信度,”让阿萨德更加肆无忌惮。奥巴马对此的辩解是:我们不能仅仅为了“可信度”就把美国拖入另一场战争,这是一个“陷阱”。那么奥巴马是如何处置阿萨德的化武问题的呢?他转而寻求普京的帮助。


尽管奥巴马迫于形势,自2014年组建了反IS联盟,提供空军和后勤支援,并且逐步派出美军“顾问人员”重返伊拉克。然而,大规模的美军地面部队的缺席,使得必不可少的攻坚战任务落在了库尔德武装,以及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甚至真主党武装头上。在叙利亚,随着形势恶化以及美国支援的不到位,原来的“温和”反对派,处境愈发艰难,反对派越来越经常和极端和激进的势力合作,这反过来又给了阿萨德政府与俄罗斯打击“恐怖主义”的口实。如今的伊拉克-叙利亚已经是一场小型的世界大战,各个势力的代理人:美国、欧盟、土耳其、伊朗、俄罗斯、海湾国家,混战不休,想要移除阿萨德的努力变得既不现实也不可欲,即便IS被击败,新的冲突也随时可能爆发。


美国指出伊朗有可能存在的核相关设施


在这场难分敌我的斗争中,伊朗和美国似乎有着尴尬且奇妙的默契。但是两国关系最大的变革仍然来自奥巴马努力多年的伊朗核协议。支持者指出:如果不能达成这一协议,美国就要么面临运用武力(而武力也只能推迟伊朗获得核武器的进程不到十年),要么眼睁睁看着伊朗获得核武器,从而引发中东地区可能的核军备竞赛与反核扩散崩溃。


反对者指出:即便伊朗最严格的执行了协议,也不过是推迟了若干年伊朗获取核武的进程,如果如今美国不愿意为了防止伊朗获取核武器而诉诸武力,凭什么指望奥巴马的继任者会有勇气和动力为了维护条约而运用武力、恢复制裁呢?更重要的是,伴随着核协议而来的是大量针对伊朗的制裁被移除、大量伊朗海外资产解冻,这些都会滋长伊朗地缘政治的野心,给他更多的资源去影响中东局势、资助恐怖组织。至于认为开放会有助于伊朗开明派增加影响力、进而促使伊朗变革的看法,则更是一厢情愿。无论如何,伊朗核协议都会是奥巴马总统留下的重大“遗产”之一。



END


责任编辑 | 苗  硕

版面编辑 | 晓  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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